朱利民 朱昭
【摘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和考古实证法，对黄帝华胥文化类型梳理论证。考证黄帝、华胥长期存在的科学性，滤清神话传说中的虚妄成分，使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从满天星斗走向多元一体。
【关键词】中国文明 黄帝华胥 文化类型
一、中国文明起源形成问题研究回眸
中国文明起源形成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历史、考古学界。尽管经典著作无一例外地对欧美人类文明起源形成给予高度地概括，但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缺乏针对性指导。
1931年，李济先生论述山东城子崖发掘意义时讲：“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1]（P206-210）
为了解决这一公案，从1912年起，王国维在利用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文书等新出地下资料进行多方向多层次的大量研究的情况下，终总结出了综合利用“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的“二重证据法”说[2]（P7）；蒙文通从学术文化入手考察中国上古部族及其文化, 以地域分布而提出 “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的“三系说”,又以传说的“炎帝”、“黄帝”、“泰帝”之名分称三系为“炎族”、“黄族”、“泰族”，应用区系类型学的原理和方法研讨中国上古史、古文化,强调上古部族、地域、文化三位一体的分布格局，提出中国上古史的“三系”说[3]；傅斯年从殷墟新发掘的出土物中发现殷商统为“戎族”，但受其统治之人却是“东夷”，认为殷、周不同源，提出了“夷夏东西”说[4]。这一时期，历史学家重新解读文献，假以考古学手段证明，取得了阶段突破，其结果是“中原中心论”被片面放大。
随着20世纪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大调查发掘遍及全国，文化类型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日益深入。徐旭升认为古代中国部族可分为华夏、东夷与苗蛮三大集团，三者不断接触，始而相斗，继而相安，血统与文化逐渐交互错杂，终于同化形成华夏文化[5]；苏秉琦提出了中华文化六大区系论，即“区系类型”说[6](P10-17)；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7]（P38-50）；张光直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他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整体认识，构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形成之模式[8]；童恩正在《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一文中指出，国家的内涵是文明，文明的政治表现是国家[9]；王振中指出，国家的出现就是史前社会的彻底终结与文明社会的开端[10]（P3-5）。总而言之，这一时期，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建构的古史框架的确为考古发掘提供了方向思路，为中国文明探源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
20世纪末以来，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1996——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开展，从方法论上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做足了准备；2002——201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中华民族基因组计划，以国家文化工程的方式推进，从理论上夯实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形成的系统性。随着研究手段的改进和多样化，尤其是对中国史前格局的重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不约而同地对中国文明起源形成达成了某种共识：中国史前文明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正如考古学家王巍、赵辉等学者所言：“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研究应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11]
综上所述，无论中外学者如何划分、研究人类文明起源，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始终是关注的热点、争论的焦点和研究的难点。
二、黄帝华胥文化类型问题研究
胡适讲“东周以上无信史”[12]（P208），确有夸大其词之嫌，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扑朔迷离的原委，确实也在于黄帝、华胥半是传说，半是神话。李济说殷墟发掘经验启示我们：“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荒唐帐。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 [1]（P206-210）
通过研究黄帝华胥相关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可以逐渐明了史前中国与三代中国、三代中国与秦帝国的联系。百年来，几代学人殚精竭虑、承前启后致力于黄帝、华胥文明研究，构成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形成、早期发展的重要学术平台，也形成了某种学科特色。
（一）黄帝与生殖图腾
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集体文化记忆肇始于对黄帝、华胥的礼赞。推敲“人文初祖”，琢磨“肇始人文”，“始”与“胎”同源；“祖”从“示”从“且”，象征着男根；“肇”同“肁”，象征女阴；“初”从“衣”从“刀”，象征着刀耕火种，男耕女织。
1.“帝”是中国古老的人神综合体 分析传统文献典籍有关黄帝的记载：“权，轩辕。轩辕，黄体龙。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后宫属。”[13]（P1289-1354）
“黄帝以雷精起”。[14]
“轩辕，主雷雨之神也”。[15]
“轩辕十七星在星北，如龙之体，主雷雨之神”。[16]
“黄帝，古天神也。” [17]
关于“黄”字据王大有考证：“原来‘姬’姓之姬的臣是龟的侧视；黄是龟的正视；帝轩就是帝yuán]；轩辕就是天yuán]；天yuán]氏是女性祖先掌权，所以使女铸；天yuán]氏未成为中央大酋长时叫天yuán]氏，通假为轩辕氏；成为是中央大酋长时叫帝yuán]，犹言帝龟，或龟帝；立帝龟为竜，也就是皇帝，讹作黄龙。” [18]
正如拉法格（Paul Lafargue）所言：“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幻想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和他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了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19]（P1-2）
2.“帝”是中国古老的生殖社会结构形态 “帝”与“地”同源，可释为生育、本原、根底、始祖等。《广雅》《释名》《白虎通》《尚书正义》和《说文解字》诠释“帝”和“地”为“諟、谛”，“地”从“土”，从“也”，“也”为“女阴也，象形”，“帝”是倒三角形▽，是女阴符号。
女阴作为人类文化体系中的集合体，不同于人体的其他器官只单纯具有生物学意义和解剖学价值，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发挥着自身的文化功能和独特的效应。大地是女阴的象征，地神崇拜即女阴崇拜；天神作为丈夫是女阴崇拜的产物，从天神的诞生到爱神的诞生，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殖器崇拜的变迁。肉体如同灵魂一样，都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 指出：“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现和崇拜的。地神单靠她自己就产生了天神，于是和天神交配，产生了山岳河海等等。地神于是怂恿克罗那斯把天神的生殖器阉掉，血流到地上，就产生了复仇女神们和巨人们。阉掉的生殖器落到海里，从海沫里就生出了女爱神阿芙洛狄特。” [20]（P167）
就今天所能见到的《大戴礼记》《左传》《国语》《战国策》《逸周书》《世本》《竹书纪年》《山海经》《老子》《管子》《庄子》和银雀山汉墓出土的《韩非子》《孙膑兵法》等典籍而言，无论是春秋时期的荣伊、孔子、宰我、之贡等关于黄帝的论述，还是西汉司马迁总结前人成果的考信，无不印证了黄帝是中国上古时代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人。
黄帝以姬水成，成为研究黄帝出生的重要线索：“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21] 所谓“黄帝以姬水成”，是指黄帝族于姬水发展、壮大和延伸而取得了成功。“成”不仅含纳着黄帝部族的个体比如黄帝本人，而且也含纳着这个部族的族姓。
“水北出羌谷，引纳众流，合以成溪……谓之小羌水，羌水又南，入清水。”“清水上下，咸谓之秦川”。那么，姬水便是渭水无疑。[22] “歧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 [22]歧水即今西出岐山、东过武功、折南流入渭河的小水，因其流域正是姜族繁育的中心，故这一段的歧水自古又有姜水之称。至于姬水，郦道元引南安姚瞻的说法，认为就是天水“上邽城东七十里的轩辕谷水”。 [22]以此为基本依据，徐旭生等学者提出了以炎、黄为主的华夏集团起自西北的假设，逐渐东迁后，炎帝族在陕西境内的渭水上游一带，黄帝族在甘肃及陕北一带，获得了重要发展，以后分别沿偏南和偏北的路线东进，抵达中原，与东夷集团产生接触和争夺。
刘起釪认为：“汉代与氐有关之地，西起敦煌，中经张掖，东南达渭水北岸，即西自新疆以东，历河西走廊全境，东达甘陕渭水之北，都是古氐族所居之地。……其中较足以代表姬姓族的，似乎终当推渭水”。[23]（P180）黄帝及其族团兴于渭水上游牛头河。
范三畏考证桥水支流有小祗水、大祗水，又有羌水，黄、炎二帝均出于有蟜氏。“桥”与“蟜”通，“祗”从“氐”，“姜”与“羌”同字。黄帝为氐，炎帝为羌。牛头河流域上古曾为氐、羌互婚二族所居。东亭水亦谓之桥水，因古有桥亭而得名。水北流，到山门镇，西入东亭川，与小祗、大祗水合流。[24]（P136-146）姜姓氏族和姬姓氏族是长期联姻的两大集团，姬姓氏族活动在武功、岐山一带。
由此可以看出，黄帝部族源出于姬水流域，姬水主要在岐地境内，岐地可以说是首代黄帝部族的发源地和故里。
（二）黄帝与黄帝时代
李学勤认为《史记》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形成的标志。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 [25]（P1-48），半坡、姜寨遗址出土大量石质铲、镰、锄，鸡、犬、马、羊、牛的骨骼以及饲养牲畜的圈栏遗迹；《云笈七笺》卷一百记载黄帝“作灶”，半坡、姜寨遗址发掘出炉灶二百余处；《周易·系辞》记载黄帝“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半坡、姜寨遗址发现有石杵、石臼和磨盘；《白虎通义》记载黄帝“作宫室以辟寒暑”， 半坡、姜寨遗址发掘出地穴式建筑、半地穴式建筑和地表木结构建筑，尤其是杨官寨遗址发现的大型环壕中心聚落，面积达24.579万平方米；《拾遗记》卷一记载黄帝“始造书契”，半坡和西安斗门均出土有刻画符号的陶器、兽骨。黄帝陵桥山遗址发现仰韶文化遗迹面积2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1.5米, 40余处遗址分布在河川第二台地上，遗址中可辨器物有尖底瓶、盆、钵、罐等红陶，陶器纹饰多为绳纹、附加堆纹。通过文献记载黄帝的发明制作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出土的文物比较，黄帝及其部族迁徙时间、活动地域、文化类型内容和仰韶文化特征吻合。[26]（P129-132）
东方史前社会到国家的推移变化，缺乏明确的中间过渡的社会组织结构。人类学、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史前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出现了一种比部落组织更复杂，社会分层更加组织化了的社会形态。它既不是部落联盟，也不是军事民主制社会形态，是前国家水平社会，姑且称之为酋邦。
“黄帝之初，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称号，交共谋之，边城日惊，介胃不释。黄帝叹曰：‘夫君危于上，国安于下，主失与国，其臣再嫁，厥病之曲，非养寇耶？今处民萌之上，而四盗亢衡，递震于师，’于是遂即营垒以灭四帝。” [16]
“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27]
从材料分析，黄帝兴于渭水，东渡黄河，越中条山，跨太行山，浴血涿鹿，激战阪泉。黄帝与炎帝、蚩尤之战，名为争正统，当霸主，实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二大族团之间的兼并。黄帝不仅通过酋邦战争与酋邦民主而顺理了序列等级，而且食昆山玉膏，寻不老之术，游华胥国……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以上者七十余人” [28]（P1355-1404），司马迁《史记》是用传说形式宣告酋邦阶段结束，国家阶段开始。
一言蔽之，黄帝既是上古时代的杰出人物，那么黄帝文化类型的研究，就没有理由按照神话、传说的传统范式，而须用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田野考古学的新发现澄清神话传说，诠释上古历史。
（三）黄帝与华胥氏
蓝田，曾生活过115万年前蓝田猿人，65万年陈家窝猿人，40万年涝池河猿人，20-30万年前公王岭猿人，2-3万年前冯家村人……这些考古发现证实了蓝田存在着从早期猿人到晚期智人的人类演化序列。1984年与1988年对蓝田进行了两次文物普查，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305处，其中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兼有，其密度之大为世界人类发祥地之罕见。这些化石和遗址的年代序列，充分表明了自蓝田猿人以后，这一地区人类活动从未灭绝中断而生息繁衍至今。
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一是以孟家崖村和宋家村为中心，分布在浐、灞河古岸的第二阶地和第三阶地；二是以李华村为中心，分布在白鹿原台地。传说中“羲母陵”、“三黄故居”和“女娲村”，就分布于浐、霸河古岸的第二阶地、第三阶地和白鹿原台地。
华胥陵位于华胥镇以北，传说华胥氏怀孕后栖息之地。宋家村南塬有座“三皇庙”，传说“古华胥伏羲肇娠地”。华胥镇红河下游有娲氏村。红河被称为女娲沟。白鹿原上李华村的就是女娲村。
考古与远古传说浑然一体，高度贴切，所以应该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原始文明社会——华胥国；华胥国应该有一个始祖母——华胥氏族团；华胥氏族团应该有一个首领——华胥氏。
华胥，也称华胥氏，风姓。华胥氏是母系社会中晚期一个部落族团，她们生活、活动范围在骊山、蓝田一线。
华胥及其子女伏羲、女娲生存的自然环境处于汾渭湖盆地南部边缘。经过第三纪末期，秦岭和骊山断块受构造运动的影响，急剧上升，使这一地区的侵蚀基面降低，结束了长期湖河交替的沉积环境，灞河已具雏形，河流自然疏导着洪水。到第四纪早更新世，由喜玛拉雅运动影响，崤华断块向西挤压，秦岭折而向北延伸，带动横岭原再度隆起，其西与骊山断块相连接，构成了一个高峻的防护屏障，封闭了灞河向北的出口，改为向西注入渭河，使蓝田地区与汾渭湖盆分开，形成了一个南、东、北三面环山避水的优良盆地。加之骊山北麓陡峭，又宽广的多级阶地，同时在秦岭北麓，也有许多宽广的坡积裙阶地和大约300平方公里的白鹿原台地，这些高亢的地理环境，是华胥氏族适宜的生息之地。
人类步入文明时代，婚配形式是对偶婚。生殖崇拜是先民对自身的性结构、性功能和性愉悦不完全理解时所产生的一种崇拜和信仰，它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综合体。生殖崇拜关系整个群体的利益，关系到一个氏族、部落、社会、国家的兴衰存亡。
西北地区族团之间，酋邦之中的对偶婚往往是以“履迹”的方式完成的。比如，女喜吞薏苡而生大禹，简狄吞鸟卵而生殷人始祖契，姜源践巨人迹而生周人始祖后稷，华胥履大迹而生伏羲，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附宝见闪电绕北斗而生黄帝，女节梦陨星而生少昊等等。
郭沫若在研究“玄鸟生商”的神话时认为：“玄鸟旧说以为燕子。”“玄鸟就是凤凰。”“但无论是凤或燕子，我相信这传说是生殖器的象征，鸟直到现在都是(男性)生殖器的别名。 [29]（P328-329）闻一多认为“履迹乃祭祀一时之一部分，疑即一种象征性的舞蹈”，“舞毕而相携止息于幽闲之处，因而有孕也”。[30]（P73-78）
赵国华在《生殖崇拜文化论》写道：“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人手的增加，从而，人类自身的繁殖就成了原始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出于对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的严重关切，原始人类中出现了生殖崇拜。换句话说，生殖崇拜深刻反映了一个庄严的社会意志——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 [31]（P145-384）
史前社会，人类面临着自然的灾难、瘟疫和野兽的伤害，就必须以“生”的力量来战胜灾难和死亡。灾难越是深重，对生殖的愿望就越是强烈，这是一种遍及世界的历史文化现象。
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指出：“性不只是一种纯粹的生理上的交易；它成为一些像婚姻和家庭这样受尊敬的社会制度的核心，它渗透到艺术领域并有其自身的魅力及迷人之处。事实上，它几乎统治着文化的每个方面。” [32] (P30-66)
魏勒Weller在《性崇拜》中指出：“男性生殖器官开始被当做家庭创造者父亲的和力量的象征，终被当做造物主本人的象征。” [33] (P214)
拉法格Lafargue认为：“男性生殖器已不能使人平等。” [19] (P93)。男性生殖器的崇拜是对男性生育能力的肯定，这种肯定，把女人的生育功能降低到孵育器的地位，从而使女人的地位发生动摇。也就是说，女人是为种族传递，繁衍生机而存在。
《列子·黄帝》记载黄帝即位15年，“昼寝而梦，游于华胥之国”；《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讳含神雾》云：“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
黄帝游华胥国，华胥履大迹，这一史实至少说明两点：其一，表明黄帝、华胥两个酋邦为生存而反复迁徙。向芳、王成善基于华胥黄帝考古研究基础之上，对黄帝、华胥两个酋邦人和动物所含锶同位素对比，分析黄帝华胥酋邦的迁徙度，考证黄帝、华胥长期存在的科学性[34]；其
二，黄帝是以“游华胥国”，华胥是以“履迹”形式缔结两个酋邦婚姻，可见黄帝华胥文化类型业已形成。
综上所述，用考古学印证古史传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任，相关研究的意义，在于将上古史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问题紧密联系，进而重建可信的中国上古史；而黄帝华胥文化类型、源流问题，则是学界必须关注的。梁启超云：“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 [35] 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必须把握住黄帝是民族的精神之根、华胥氏是民族繁衍生息之根这两条脉胳，不断汲取新的科学成果，逐步滤清神话与传说中的虚妄成分，使与黄帝华胥相关的历史文化类型问题的研究更趋扎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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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利民，西安市社会科学院；朱昭，西安体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