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宏根
蓝田县华胥文化研究会
巍峨的秦岭造就了关中雄胜，形成了肥沃富饶的八百里秦川。八百里秦川即为八水灌溉的地域，土质疏松肥沃，地势舒展平坦。早在《尚书·禹贡》中，关中之地即被列为最上等的土地，历代不断所修的渠道，为农耕生产提供了优良条件。《战国策》“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张良称关中“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乃“京城千里，天府之国”。至隋唐时代，关中仍有“天府”美称。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的根源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产生的农耕文化，这是生活在中华大地的先民们，经过漫长的艰苦卓绝的发展道路而形成的文明。先是从采集农业到狩猎渔牧，然后，再过渡到畜牧业和农耕，并且萌生了手工业，说到根，中华文化的根主要是农耕文化。而关中平原无疑是中华农耕文明发展最早最为发达的根脉所在地。
农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需要温度和湿度适中的气候条件。由于中国典型的季风气候，极适应农业文明的发展。一条大秦岭作为南北气候的分水岭，分界线，造成了南北截然不同的气候条件。史前时期，秦岭南北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农业文明；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以粟作为农业为主的旱地农业文明，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以稻作为农业为主的水田农业文明。这种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已得到了相关考古发现的普遍印证。
春秋战国时期，大秦帝国逐渐占领了渭河流域，使周人后稷所创立的农业文明得到了充分发展，使关中地区成为先进农业生产的开拓之地。其后，秦国又从褒斜道翻越秦岭，吞并了富饶的巴国和蜀国，并修建了都江堰。因渭河平原和巴蜀之地在地理和农业上的密切联系，致使古代一度将渭河平原和巴蜀之地并称“关中”。
在中华大地上，农耕时代很长。这是人和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时代，也是人和自然关系最为密切的时代。史前社会中，就有一个深藏在中华民族记忆深处的神话传说故事：在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有一个以“花”为图腾，杰出的母系氏族部落首领华胥氏，她是一位创世神，是中华民族的远古始祖，伏羲与女娲的母亲。在八千年前的前仰韶文化时期，华胥氏带领她的一双儿女和华胥氏部落族团，走遍黄河的中下游地区，被后世称为“九河神女”。她创立了华胥国，以自然无为，平等和谐，无私人占有的“嗜欲”，“无帅长”“以天下为公”等理念，受到了轩辕黄帝的推崇。黄帝统一天下后，面对无法治理的乱世，后“梦游华胥国，并依照华胥国的治国方略，经二十八年治理，”才使“天下大治矣”。成书于魏晋时期的《列子》一书中，对此作了充分而完整的记载。而华胥氏与伏羲女娲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由采集农业、狩猎捕鱼等渔猎生活向农耕文明畜牧业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至今遗存於蓝田大地上的有关华胥氏女娲和伏羲的人文遗址有二三十处，如华胥窑、华胥沟、华胥陵、女娲谷、三皇庙、女娲堡、画卦台、雷泽、人宗庙、磨合沟、衣胞石，这些历史遗存似乎都在向人们默默地印证着这些古老传说的合理性。蓝田华胥陵正在苏醒的民族意识里，受到全球华裔的关注。
中华民族的农耕历史，人类的发展历史都证明，人很难成为“完全自主的个体”。人总是生活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现实与未来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的交界点上。中国传统哲学追求“天人合一”。这种观念来自古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传说最早对自然界进行整体把握的是伏羲氏。他创作了八卦作为观察自然界和天人关系的一种思考，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发明。但是，将古人关于天人关系思考予以系统化的则是地处秦岭山水之间西周王朝的周文王与周公旦。他们将数千年以来古人探索天人关系的成果予以凝练，形成了论述天人关系经典作品《周易》。《周易》奠定了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基本框架，成为历代思想家进一步阐述天人关系的重要依据。
中国是世界名闻遐迩的“四大文明”古国，但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四大文明古国的排行中，中国完全靠后。然而，当其它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古印度等国，文化遭遇颠覆性的毁灭时，而中国则成为对文化保存的最多最完整的国家。中国是欧亚陆地中，一块被山隔海围严严实实包围的封闭土地。在这块“隔绝机制”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日出日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古人以大自然作为参照物，这是体现典型的亚细亚农耕文明的乐园，也是古人最真实的生存状况与生活写照。而由这种长期的农耕生活所衍生孕育的“顺天应时”等理念，成为最适宜于人作为有灵性的动物，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繁衍，最有 价值，最符 合人性的指导理论。这些比起西方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为了达到牟利目的，不择手段巧取 豪夺，违背自然，破坏环境的严峻的局面，而体现“以人为本”“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农耕文化，则显示出更高一筹的睿智与成熟，也更加符合人性化与自然发展规律。尽管世界到今天，人类社会已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农耕文明，也正受到来自世界特别是西方多元文化的挑战。但是，仍有许多西方哲人，当他们的理论走到了穷途末路，而找不到出路与希望时，他们最开始想到的是从古老的中华东方文明中寻找他们需要的答案。而“以人为本”的农耕文化，倡导珍惜物质，珍惜他人、珍惜自然，不仅是西方人感兴趣的，也永远值得我们中华民族推崇与提倡。
关中是周朝的立国之地，也是农耕文明发展与繁荣之地，周人以“周礼”成为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准则。并以“讲求德治，躬行礼仪”作为理论指导，这些理论，无疑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然而，任何文化都处在前代文化的下游，流淌着上游流动过来的水，最后形成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陕西蓝田出土了至今65万年的陈家窝直立人化石，和距今110-115万年的蓝田猿人直立人化石，后有确定为163万年。这些重大的发现，成为二十世纪轰动世界的重大事件。迄今为止公王岭蓝田直立人化石，仍保持着亚洲北部最早人类化石记录之一。人类的起源与演化是重大的世界前沿的科学问题。国际上公认的非洲以外最古老的旧石器遗址是格鲁吉亚的德玛尼斯遗址，它的年代距今185万年，另一处就是位于中国云南的元谋人化石，它距今约170万年。201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朱照宇团队，他们在陕西省蓝田县上陈村，历经14年持续的不间断的艰苦研究，根据连续的黄土———古土壤地层和古地磁等测年手段。综合运用黄土古土壤地层学、沉积学、矿物学、地球化学、古生物学、岩石磁学和高分辨率，古地球测年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方法，测试了数千种样品，建立了新的黄土、古土壤年代地测序列，并在早更新世近17层黄土层中，发现了原地埋藏的96件旧石器，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钻孔器、尖状器、石锤等测定，最终确定位于陕西蓝田县上陈遗址年代距今约126万年至212万年。它比格鲁吉亚德玛尼斯人(距今185万年)早了27万年，比云南元谋人(距今170万年)还早了42万年。这个轰动世界的重大发现，表明这是东北亚目前年代比较确切的最古老的人类活动遗址。它表明了蓝田地区从200多万年以来，从早期猿人到晚期智人直到直立人，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存在着一部完整的人类进代史，同时也更好地表明了蓝田地区人类的活动从未灭绝或中断。这些无疑使蓝田成为人类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已成为毋容置疑旳史实。金代诗人王渥写下了“官家后日铸五兵，便拟买牛种白鹿”的诗句，这首诗无疑是对蓝田作为理想农耕之地最佳地诠释。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曾经经历了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代。历史长河流淌的文明慧水，正是从各个时期源头款款而来，又不断注入汇集无数小溪，最后汇聚成为中华民族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华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关中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具有罕见性、典型性与完整性，特别是所在地西安 ，作为中国建都历史最长的古都，它是最中国的最佳体现。
从上陈遗址、蓝田猿人、半坡遗址、姜寨遗址。从华胥氏、轩辕黄帝、炎帝，从华胥、华山、华夏、中华、炎黄子孙。从礼乐之邦的周代到秦人、秦岭、汉人，汉字、汉文化，唐人街……这些词语成为中国人最典型的符号，它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蓝田作为西安辖区的三秦名邑，处于绿海飘翠关中平原与大秦岭怀抱之中，它深邃而厚重的文化遗存更生动地体现了传统文化支配下的中国，其存在的独一性、罕见性与典型性。
中国曾经是小农经济发达的富庶国家，关中又是农耕文明发展的最早最为成熟的地区，中华文化的根主要是农耕文化。而蓝田又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所以说农耕文化根在关中，源在蓝田，这已成为不争的史实。农耕文化的理念，即使在今天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架构形成中，仍然占有着重要位置，它是最基本母性元理论之一。加强对农耕文化的研究与认识，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农耕文化所崇尚的“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崇尚自然” “返朴归真”等理念，已成为十亿中国农民老少咸宜的行为准则和语言形式，即使在今天仍然有效地指导规范着人们的社会行为。今天，重提对农耕文化的探索与研究，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富则国家稳，农民富则国家强，文化兴则民族兴，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我们掌握运用好这些理论，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有助于建设好我们自己美好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