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 李新民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明具有独树一格的品质。纵观历史，在人们熟知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的发展是从中国上古时期至今一直延续下来，没有文化断代。今天，中国文化成为同西方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并存的三大主流文化之一。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我们过去经常讲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实际上，从近年来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中，把“华胥文化”认定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在2016“首届华胥文化论坛”发表的“华胥宣言”中指出：“华胥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从华胥到华夏，从华夏到中华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文化。”
在距今近一万年前的陕西蓝田地区，生活着以华胥氏为杰出女首领的华胥氏族团。据考古学界考证，华胥氏族团属于前仰韶文化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从古代文献记载的黄帝“梦游华胥”中这样描绘了古华胥国的社会生活形态：“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天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所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摘无痛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林。云雾不碍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前，神行而已。”这是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可以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生活图景。《春秋世谱》明确记载“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华胥文化包括了华胥氏和她的子女及其后代共同创造的文化，即我们所知悉的女娲文化和伏羲文化，成为紧随其后的炎黄文化的源头。如果说，从华胥文化到炎黄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开元时代，那么可以说，我们所熟知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则是古代中国文化繁荣的时代。中国文化这两个伟大时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坚实基础。
艰苦创业和集体主义是华胥文化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华胥氏族团生活的年代，是中华民族先民们在同各种自然灾害艰苦斗争，艰难创业的年代。从华胥氏族团不断迁徙的艰难历程中不难看出，为了获得更加适于族团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华胥氏族团迁徙的足迹遍布十分广袤的中华大地，同时也与各处土著居民不断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初始格局。杨东晨先生提出，一般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础，是黄帝时代初步形成的五个地域性部落联盟集团，即近现代称谓的华夏、东夷、北狄、西戒、南蛮等“五大民族集团”。华夏族团的部落皆是伏羲和女娲氏的裔孙辈，伏羲和女娲又是华胥和燧人氏的儿子和女儿，可以说，没有华胥氏就没有炎黄二帝。西戎倘自认为是炎帝后裔，北狄自认为是黄帝后裔，东夷系太昊伏羲、女娲的后裔，商蛮在以苗、古越为主体下，也融合了华夏、东夷部分族人，“四夷”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形成各自的特点。因此说：“五大民族集团”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是出自华胥氏，“多元一体”之中华民族的初始格局，祖先或根都是华胥氏。从考古年代推算，从华胥氏族团到“五大民族集团”的形成，经历了至少3000多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华胥氏和她的子女伏羲女娲定规矩、建秩序、制婚嫁、创农耕，出现了中国冶炼、造船、酿酒等技术。伏羲创立八卦，女娲也制造出中国古代早期的乐器。可以说，华胥文化几千年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播过程，同时也是华胥氏族团在向四处迁徙中艰苦创业，在创造新的生活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国考古发现普遍存在于中华大地上早期文明的丰富多彩，国内学界也曾经论证过中国早期文明的多线性和多样性。我国的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指出“在充分强调中国早期文明多线性、多样性的同时，断断不可低估这一文明各地区间的共同性、统一性。事实上，只有存在着共同和统一，多线、多样的各地方文化才作为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而存在。”李先生对中国早期文明共同性、统一性的论点，充分表明了华胥文化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所具有的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华胥文化所蕴含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仅传承至炎黄时期成为古代中华民族的艰苦创业宝贵的文明财富，也是留给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宝贵的精神财富。
华胥文化所体现的无为而治，和谐大同的集体主义精神，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有文章在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别时讲到，西方文化传统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中国文化传统注重集体主义。认为西方文化以法治精神，以制度约束个人行为，保障个体自由和私有财产权利，而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法治精神，缺少从法制角度对个体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保护。这种观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甚至歪曲。从华胥文化早期形成的规矩，到战国时期改革家李悝制定的我国历史上首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到唐代《永徽律疏》这部我国迄今为止完整保存下来的一部早、完备、影响大的封建成文法典的问世，是所谓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法治精神具有力的回答。同时也要指出，从华胥文化和谐大同、无为而治的精神，到春秋战国时代以仁德治国理念的产生，充分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依法治国精神与仁德治国理念对后世中华文明发展的巨大影响。在首届华胥文化论坛中，彭曦先生《初识华胥国》一文，从文献记载华胥国的考证入手，并从地名和考古资料出发分析了华胥国的地域及空间。他认为，华胥始祖给我们所留下来的艰辛创业、天下为公、集体主义等精神，对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强大的启迪力量。天下为公和集体主义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首先是华胥文化时代社会发展阶段的的必然产物。我们知道，华胥文化时代处于我国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那是我国原始共产主义时期。在那个中国古代先民们艰苦创业的时代，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先民们获取食物、满足其基本生活的物质条件十分有限，因此，共同劳作，以集体力量战胜各种自认灾害和生活困境是当时族团生存的基本的也可以选择的手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集体主义精神，这个产生于现实物质生活条件的意识形态，在先民们千百年的艰苦奋斗中，成为中国早期文明伟大的精神支柱，在中国古代先民创造伟大的物质文明进程中，无疑显现了其巨大的精神力量。华胥文化所蕴含的集体主义精神，是那个年代中社会和谐的精神力量，是顺应自然环境，实现和谐大同的必要保障。我们可以把华胥文化的集体主义精神，看作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的雏形。人类的社会性决定了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个体自由集体精神的自为之中，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纯粹的个人自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共产主义认为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党的宣言》更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未来社会更高层次上的集体主义。
回顾新中国发展的创业历程，我们看到，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度，我国农村经济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形态，走上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是改变中国落后农村经济的出路，在这个过程中，始于华胥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发挥出了巨大的精神力量。2016年中国农村深化改革的新政策开始实施之后，中国作家王宏甲根据塘约村的事迹，撰写了报告文学《塘约道路》。出版编辑指出“塘约道路不仅仅是一个迅速脱贫的故事，塘约的变化是在集体所有制得到巩固，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迅速发挥出优势。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二者的高度统一是当今所迫切需要的。这是在基层筑牢我党的执政基础，走一条使每一个农民的切身利益都能够得到保障的同步小康的道路。”这样看来，塘约道路是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农村深化改革过程中广大农民群众的自主选择，这种选择，再次证明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是农村改革中集体主义精神的伟大回归，也再次证明了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集体主义精神在新一轮深化农村改革中巨大的推动力量。
如果说，新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所实现的农业集体化，是从华胥文化的集体主义出发所达到的一个否定之否定，那么到今天的塘约道路，这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发所达到的第二个否定之否定。可以说，华胥文化期初所体现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我们新时期的塘约道路中，再次验证了中国集体主义精神文化不可抗拒的内在力量。
包容性、开放性的中国文化精神，是华胥文化留给我们的又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华胥文化在中国上古时期向中华大地的传播，显示了中国早期文化多线性、多样性与共同性、统一性两者双重的然而又统而为一的特征。从多线性、多样性向共同性、统一性的融会过程中，华胥文化包容性、开放性品格所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得到了各大民族集团的高度认同。在中华文明历史的数千年进步和发展中，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表现出了中华民族文化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在中国强盛的汉唐时代，丝绸之路的形成，汉代的昭君出塞，张骞通西域，唐代的文成公主入藏，鉴真东渡等等历史史迹，都无不彰显出中华文化的包容和开放的品格，无不彰显出中华文明的博大胸怀。在其后宋元明清的朝代更替中，中华文化的同化力量，在表现出其顽强生命力的同时，数千年所积淀的内在的特质，一次又一次地彻底征服了征服者。中华文化的包容开放的品格，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同样有着突出的体现。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把中国的四大发明传播到了西方，而在明清两代，西方文化也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留下了印记。明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李贽、黄宗羲、顾炎武以及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王阳明心学等思想流派的出现，以及清代洋务运动的兴衰，无一不是中西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有学者指出，当代美国三权分立的体制，同样带有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权力相互制衡的影子。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洒向域外的种子所结出的累累果实。有人说，中华文化相对于海洋文化和海岛文化，属于内陆文化，并断言所谓中国内陆文化的的保守性、落后性，导致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境遇，然而上述种种史实，则清清楚楚地回答了这种对中华文化有意或无意的误判。
华胥文化在历史传承中自我扬弃的品质，也同样体现了中华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而愈发显示出灿烂辉煌的持久魅力，是其在中国文明历史各个发展阶段中顺应时势变化，不断自我扬弃的结果。从中国远古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从黄帝到尧舜的禅让制到夏商周中国奴隶制国家的建立，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清王朝被中华民国所替代，从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中华文化在保留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自我扬弃中，不仅形成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融进了近代以来西方的思想文化成果。其中明显的例证，就是自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华胥文化传承至今而形成的当代中国文化，带有极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这个文化所造就出的当代中国文明，以其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得到了包括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的高度认同。
以人为本的华胥文化是中国民主文化精神的萌芽。
我们注意到，当代世界主流文化，呈现出东方中国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三足鼎立的态势。从中国远古的华胥文化到当代的中国文化，我们看不到“神”的影子，而西方基督教的上帝，穆斯林 世界的真主，都是至高无上的“神”。因此，我们认为当今世界的三大主流文化，中国文化可以称为“人本文化”，而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可以称之为“神本文化”，这是宗教文化所带有的特质。作为宗教文化，有着严格的宗教教义，而缺少包容性的品质，而中国文化作为非宗教文化，在其几千年的积淀中，以其“真善美”作为人性的核心。因而中国文化对其他外来文化从未有过排斥甚至敌意掺杂其中。当然清代的排外思想是一个个别的特例，其产生有着自身特殊的历史因素，本文在此不予赘述。而宗教文化，就其本性而论，却是带有极其明显的排外性，这种排外性，不仅表现在对其他文化的排斥上，而且表现在自身内部由于对其宗教教义的不同解释而带来的残酷的内部派系争斗中。从11世纪之后几百年基督教内部的迫害的历史事实中，从20世纪发生的两伊战争中，我们看到了同一宗教内部严酷争斗的史实。我们还看到，近代以来西方基督文化向中国的渗入，实际上是西方势力入侵进而瓜分中国的前奏曲。近年来我国境内某些地区伊斯兰清真寺超高速度的建立，2016年长沙基督教主题公园的荒唐亮相，在我国境内出现的文化分离和外部文化渗透的倾向已经相当明显。这两种倾向的表现，绝非文化交流，它所带有的性质，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入侵，是国内伊斯兰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分离，这对于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构成了或公开或隐蔽的挑战。这清楚地说明，中华民族保卫文化国土的战争已经打响了。在这场文化国土保卫战中，中华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将汇集起全体中华儿女强大的凝聚力，以坚定的文化自信获得全胜。我们在此无意贬低同中华文化并存的其他文化，只想证明，中华文化真善美的特质中与生俱来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关于中华文化的民主精神，在中华文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形式的表现，发展到今天，这种民主精神的外在形式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这应当是当代中华文明发展的高形式。其本质的含义，可以用“人民当家作主”来概括。我们感到，中国远古时期华胥文化所显示的和谐大同的社会生活图景，和我们今天所要建立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华文明即前面发展历史中如此高度的精神契合。
今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作为民族文化之根的华胥文化，对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演进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她所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更加深入地发掘华胥文化这座精神宝库，将是我们这一代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
李奇，华胥文化传承人，西安市华胥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
李新民，陕西华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华胥文化研究室主任
